第五章 艰巨的传教工作
1.升任区会长
由于白多禄神父的热心，在短短时期内，传教成绩已非常卓著。不久，被选为在福建传教的区会长。
他接任之后更加勤劳，可是在他就任会长之初，就遭到许多困难：特别使他关切的，是传教人材的缺乏。福安在当时是鼎鼎有名的一个传教区，教友人数日增，而传教士却寥寥无几。真所谓：「庄稼多而工人少。」而且那时道明会士不但管辖福建教务，还要代理浙、赣两省：所以补充传教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，于是白多禄会长呈请马尼拉会省当局，多派传教士来华工作，蒙道明玫瑰会省本部许可，派四位神父来华，以应新会长之请。不幸，又遭挫折，四位神父于1718年六月间到达澳门，准备在此暂驻，后来闽工作；不料，竟为葡人从中阻挠，受了相当的困难，还被迫令返菲律宾，不准班籍传教士入华。
消息传到福安，白多禄会长虽感到惆怅，依旧仰承天主的圣意，期待另一个机会的来临！
2.华雅敬神父在浙赣两省传教
那时浙江和江西两省，早有道明会神父在那里传教。且在江西省的玉山，广行（即今之上饶），浙江的江山、常山、金华、衢县和兰溪等处，全已建有教堂公所。然而在浙赣毗连地带的教区，因为没有神父管理，日渐荒芜，白多禄会长升任后，就简派华雅敬神父北上巡教。
华雅敬神父立刻束装，1717年春一路跋涉到达江西玉山县，之后就开始办理教务事宜：到处行圣事，开神功，重新训练教友，提倡圣善生活，又时时到各乡讲道理，劝化异教人。各处堂所经过他巡视改善后，教友的组织渐渐巩固；赞主的经声到处可闻。因此不但玉山一处，就是附近的教友，也都联络热心，男女老幼，成群结队，同上玉山集会，参与那年隆重的圣母领报瞻礼。
江西教务经过华雅敬神父数月的整顿后，他在翌年二月间，往浙江去巡教。在江山县等处，也一样的努力传教工作；可惜，当时浙江教友，大不如江西的教友热心；而且在那里，还盛行异端色彩的礼仪，经华神父劝导，始终不能收到成效，他决定离开浙江，全力在江西传教。他在江西总共六年，据说：那里还写有中文的教理撮要一书，使教友获益匪浅。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，在传教工作上得到很大的便利。
3.福安教友出庭辩护
华雅敬神父北上传教后，白多禄会长在福安也大事宣道工作，虽负着会长大任，仍不愿稍事休息。而且，那时因「中国礼仪问题」，传教士时时都有危机。
有一次，白多禄会长在福安县巡察教务，突然接到报告说：「清兵在各处搜寻传教士。教友闻讯，立刻请白多禄会长躲藏，他起始还不肯，并向教友说：「吾主耶稣为救我们，自甘投于仇人之手；我为传教，也不怕逮捕。」大家还是设法把会长隐藏到安稳地方；因为在过去，福安教友已经尝够了无牧之苦；现在为护全神父，就是自己吃亏，亦在所不惜。
果然，清兵和仇党闯进那个乡村，到各教友家里搜索，福安教友非但不闻风逃走，反联合出面用慷慨的言辞说：「洋传教士不在这里，你们如果有话说，我们可代他辩白：传教士在中国不但不危害大家，还给社会谋好处，领导人民遵守国法，去恶修善；传教士既如此善良，你们为何要下毒手四处搜捕？我们知道你们目的在摧毁天主教，岂不知连皇上也许可人民信教自由么？现在我们不怕逮捕，反而把你们的暴行诉诸公庭哩。」
后来，教友首领和仕绅们，果然联名到福安县衙控告，县官批准定期在法庭公审。教友方面就推举道明第三会会员缪保禄和沈伯禄两位先生出庭辩护；当场把教理分晰透彻，不但驳倒了仇党，揭破他们的阴谋；连县官也心悦诚服，一场风波才告结束。
4. 任务完成
福安教友出庭辩护胜，大家都欢欣鼓舞，感谢主恩，白多禄会长幸得脱险之后，还有件使他快慰的事：就是去年被逼回菲律宾的四位神父已经到了福安，这次他们不经过澳门；系由马尼拉装作渔民，乘船直到广州，转来福建。白多禄会长立即领导他们实习传教工作：准备在短期内就派往各堂口。
白多禄会长在任期内，小心翼翼地执行他的职务，竭尽心智，惟恐不能称职。白多禄会长每次写信给省会长，都说自己是无用的人，希望早日卸下肩头重担，另举贤能代替自己。他这样谨慎行事，到了任期届满，省会长才准卸任。遗缺由华雅敬神父充任，华雅敬神父那时还在江西传教；接到命令后，回福建就任，新旧交接完毕，白多禄神父被派到闽南传教。
5.乎离闽返菲
白多禄神父赴闽南传教不久，教难又到处酝酿发生；福安一带，首当其冲。当时闽浙的总督，未经禀明朝廷，便妄作主张，下令驱逐传教士。福安就有几位传教士被迫离开，还有二位神父，患着重病，不能工作。马晋主教函调白多禄神父再回福安传教。白多禄神父在厦门接到信后，预备先回漳州去福安。不料，那时风声正紧，他不得不隐居厦门附近的一间茅屋中，等候机会去福安。可惜马晋主教不明了当时的情况，误认他耽延时日，故意不去福安；去信责备，欲定违命之罪。白多禄神父一时忧愤，决意离开福建，不想回广州见主教。不告而别，想先去广州再乘船返菲律宾。于是，到平和县，忽生大病，只好歇在该处教堂。这时广州道明会代办神父，听说白多禄神父有离闽返菲律宾之意，修书慰问，请他稍为忍耐，共谋中华教会的发展。
白多禄神父本性温良，又逆来顺受；这次离开岗位，仅因一时忧愤。现在卧病床上，反省自己行动太过激烈；又有同会兄弟来书劝慰，立刻谦诚后悔，趁病势好转，不想再作离闽之行，而急于回漳州。
病好了，他回到漳州见主教，面求神长饶恕他一时的过失。而主教方面也明了当时白多禄神父的处境为难，自己有过分责备之处；现在看见他回来了，自然喜欢：彼此原谅，复归旧好。
要知道，这是天主给予我们圣人的一个试探，同时也显示我们人性的软弱。白多禄神父一向热心有为，所以天主特意挽留他在中国的园林里，多多效劳；准备给他戴上真福的花冠，光荣中华教会，加增福建之光。不久之后，还被选为司牧，继马晋主教之位，主持福建全省教务，这难道不是天主的圣意吗？
第六章 风波
1. 雍正皇与福建教难
清圣祖在位六十年，对于中国文事武功，都有颇大的发展；就是关于宗教方面，也视重视，其中虽因中国礼仪问题，曾对教会加以攻击，对于宗教信仰，始终抱着宽大主义。他自己也曾研究过天主教道理，颇感兴趣，例如：他给各处教堂也题朋不少的匾额和对联、诗句；至今在许多教堂内，还可以见到什么「万有真原」好标题：只是未曾正式入教而已。他崩逝于1722年九月二十日，消息传出，各省人民，无不悲惜；传教士和教友们，更为哀悼，因为康熙皇历来对于中国天主教，大体上素怀好感；提拔传教士在朝充要当职，当时天主教在中国总算很安静地发展着。
以后雍正继承皇位。「世宗之所以得立，据他自己说：是他的母舅隆科多面受圣祖遗命的：但当时谣传：圣祖临危时，召科隆多入内，亲写：『皇十四子』四字于其掌内，给世宗撞见了，把『十』字擦掉的。这话并无根据，况雍正和皇十四允题乃同母兄弟，圣祖断无拾兄立弟之理」（详见吕恩勉编的高中本国史）。
然而无论如何，当时皇朝诸子争立，确是一个显明事实。并且雍正登极之后，和他争立的兄弟，都次第获罪，因此撒去诸王的护卫，并禁止诸王和内外官吏相通。又因当时朝内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充当要职，世宗疑有传教士参加诸立第九太子继承的情事；所以对传教士就不喜欢，视同仇敌。雍正禀性本来多疑，现在复有这些似是而非的情事发生，因之他一登皇位，就开始嫉视天主教，这当然是给仇教集团的一个可乘良机了。
果然，各地仇教巨首听见新君对教会非常厌恶，就推波助澜的重演仇教运动，大事诬妄，捏造谣言，谓教民全是西洋传教士属下，不是皇上顺民，蓄意造反，危害社会；且欲喧宾夺主，叛我皇朝，这谣言传到雍正的耳里去，如火上加油，使他仇教之心益加顽强，从他接位以来，京畿附近的教区，先已蒙罩上郁闷气氛了；处处掣肘，渐渐感到教务进行的阻碍；以前的升平和祥气氛，慢慢地消逝散失，眼看不测风云即将来临，因此不久，福安教难也就接踵而来了。
雍正皇帝接位后第二年，福安县当局就奉令查封各处教堂，清查教友数目，呈报到省城。剧烈的仇教运动，即刻展开，差兵如狼似虎的四出搜寻，到处封闭教堂公所，把东西洗劫一空；抓不着传教士，就来为难教民，叫他们背教或泄露神父下落。幸亏当时教友们的信德都非常坚固，虽遭遇仇人的欺凌，还是宁死不背信德。县官因为不能捉着传教士，据情报省；省方就派兵来福安，专办教案。这队凶兵到达福安，真是努力；专门陷害教友，教友不幸落其手中，则受万般凌辱，十分厉害。幸能逃脱的也是倾家荡产，赶回家时，两手空空，没法维持生活。神父们更是日夜不宁地东奔西跑，避入深山大谷，还是恐慌万分，时刻不能安宁！我们若要检讨这次福建教难的原因，就不能忘记以前礼部中的仇教巨首们所主持的仇教议案。当时他们已想消灭教会，幸得康熙从中阻挡，未克实现；这当然是他们行恶不遂的一个大打击，现在既见有机可乘，乃想一雪前耻；就多方献媚新君，请求雍正准许，谕令福建总督，查禁天主洋教。于是，一场风波，又平地掀了起来。
在这次福建教难中，福安一带受祸最惨；神父和教友都受到重大损失。而且这时在福安又有三位神父害了重病，华会长面临这恐怖的危机，仍不遗余力地维持教务。因为不能公然出来传教，只好多做地下的活动，暗地里继续他的宗徒事业。
这时白多禄神父在漳州，那里的情势也相当严重；他为避免被害起见，就在漳州附近一间小屋里隐居；白日深居不出，夜间才出来探望教友，安慰劝勉，坚固他们的信德。他在那里度这样隐藏的生活，竟然有六年工夫。其间所受的苦痛和艰辛，真是说不完。
2. 传教士集中广州
第二年四月间，雍正又下谕旨，驱逐在华的西洋传教士，强令他们从各省南下，集中广州，然后遣发回国，不准在华传教。这次连具票的传教士也不得幸免。因为这种谕旨的对象，专为反对教会，并不是为了中国礼仪的问题；所以除了几位在京任职的传教士，仍留用外；所有的西洋传教士，全数驱逐。因此，各省传教士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，南下集中，据说那时在广州一处，被集中的传教士，共有百余位之多；这数目若以现在的中国教会相比，固然不多：可是按那时的教区情形而言，这百余位传教士的数目，实在太可观了！该知道这些传教士，就是维持全中国教务的基本工作人员；如今一旦被迫集中，那么教友就失掉了神牧和精神食粮，是多么可怜的事！
谕旨颁布之初，道明会神父在安教区里，除加倍慎防备外，仍不顾一切地留在闽中，秘密推行传教工作。只愿遵行吾主耶稣一善牧为群羊而牺牲一的训示，不欲就此离开教区，舍弃教友。
然而，希望总是希望，理想毕竟难于实现，那些道明会神父，固然希望隐在教区，继行善牧的任务。可惜，环境过于恶劣，抵不住长期的压迫，终不能找着安全立足的地方。华雅敬会长决定先派几位神父前去广州；如此，既可作福建传教士奉令集中的表示，又能使其它留闽的神父有隐藏的余地。
正在这时，教宗本笃十三世，遣帕特使来华朝见清皇，商讨宗教问题。特使到广东时，承粤督招待，且予特使进京的许多便利。特使到了京都，虽有许多重要事件不能完全解决，而教难却从此渐告和缓了。那时福建总督和福安县官对于放逐传教士的案件，也因事过境迁，不予追究；于是，那些留闽的道明会神父才得暂安无恙。
3.德方济、费若望两铎先后来华
俗语说：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」，因为人们所遭遇的环境变幻大半是这样的。可是这次似乎有点反常；道明会士在一再放逐时，大多数没有遵令集中，得获幸免；且在这时马尼拉玫瑰省会长先后又派来几位神父们，协助传教。其中两位也是后来白主教殉道的同伴，就是德方济神父和费若望神父。现在顺便将二位信仰英雄来华前的事迹，简单介绍，作为他们殉道传略的小引。
德方济神父原名方济‧瑟拉诺（Francisco Serrano）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地区（Andalucia）的加拉拿大（Granada）人。他的身材并不高，资性聪慧，魄力强；早岁就有修道的志愿，遂于十七岁入本市著名的十字圣架道明会院。德行和学问两方面，都有相当的造诣。晋铎后，在当地会院当教授，声名很好。但是他的大志并不在此，他切望远来东方传教；后来果蒙上峰许可，参加了远东传教士的队伍，那时同行者共有三十六位，于1725年七日到墨西哥；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两年，仍担任神哲学教授；许多学业尚未修完的会士，就在旅途上的临时讲座中继续课训，这样毫不虚度光阴。1727年四月，才到马尼拉；略事休息后就奉命来华，他这次也是由广东转道来福建的。
费若望神父，虽然与德方济神父是同航船离乡往远东来的，但比德神父迟一年来华。费若望原名若望‧阿科贝尔（Juan Alcober）也是哥拉拿大人。他十六岁进入道明会；晋铎首祭后，自愿加入玫瑰会省来远东传教而被奉命往加地斯（Cadiz）海港候船远航。适因他故中阻，折回会院暂当教授。由于他有感人的演说口才，很得人们的称道。直到德神父这一届的会士出国时才有远来的机会；立即束装就道，兼到加地斯港，一同出发。费神父在船中和德神父最好，他俩在艰苦的航程上，尽量克苦忍耐；在爱主爱人的德行上，两相比美，堪称为同伴的模范。费神父到马尼拉后，暂时被派在当地传教，可是他目的亦在中国；因此也蒙省会长的许可，于1728年底渡海至澳门。在那里住了些时日，就转往福安教区，那时正是雍正六年。
二位传教士当初奉令来华传教时，适直教会受难之际，虽无大规模的仇教运动发生，然而世宗素来忌恨洋教，仇党有机可乘；于是诽谤丛生，欲求教务畅行无阻，诚是难事。然而这一切困难，都不能使这俩位年青传教士有所畏怯。他们一到福安，就积极实地练习传教工作。他们俩既志同道合，现又共聚一地；更一心一德的把救灵的重任担负起来。
4.耶稣会士在福州遇难
雍正七年，教难又起。这次风波是发生于南京，渐渐蔓延到浙江和福建各地，情势又紧张了。 福州和福安一带，因着一位国藉耶稣会神父在福州被捕，也连带的随同遭难；无形中教务的进行便停顿了。
按这位耶稣会神父是浙江人．圣名多玛斯号十字架；可惜不知其本姓名，后略称他为多玛神父。他这时奉令来闽处理教会产业，在福州置良田若干，就因这田地缘故，引起外教人的垂涎。那些反对教会的地痞，更欲攫之为快；既是贪心如炽，就不问天理，硬要霸占。多玛神父为保全教会产业起见，便告到公庭，终获胜利，从此本可了事。不料因此，更引起仇教人的愤恨；他们因夺不了田地，就转与教会为难，把多玛神父告到知府那里；知府偏听奸言，下令捉捕；这一来当然不单是产业问题了，而展开了仇教运动的序幕。
十月十八日的清晨，多玛神父正作完弥撒时，就被官兵们捕去。同时遇难还有三位教友，都被禁锢在监狱里。赶到上堂审判时，法官并不查询原委，反去追究教会问题说：「天主教究竟是否好教门，本法官并不追问；不过连年都有朝廷的谕令，严办教案，不准传教士传教。你们竟把皇旨置若罔闻，公然煽惑良民，扰乱人心，未免太大胆了！」审毕仍命下狱，这时多玛神父才知道自己被捕，全是仇教党的奸谋，且闻官府业已准备发动教难。多玛神父虽在监狱之中，还挂念其它神父的安全；暗地托人往福安各处，将消息报告给道明会神父，各宜小心预防不测，因为据他所知，福州方面也要发动仇教的运动了。
果然不出一个月，福建总督正式命令各府州县地方官，从严查办教案。福安一带，又是首蒙其祸；横遭蹂蹂躏，所受损失重大，真是一言难尽！
5.风雨飘零之夜
十一月总督谕令到了福安，整个地方都被官差闹个天翻地覆。欲明了在风雨飘零之，传教士的处境是如何凄惨，只要读费若望神父报告给省会长，当时遇难情形的一封信，就可知道大概了。信中大意如此说：
最敬爱的省会长：久未修书问候，缘因近来福建教区屡遭灾难，再加官差到处搜捕，忙于避难，直到今日，才有空闲向您告诉苦情。务乞原谅是幸现在教堂中一切都已被抢一空，剩下的仅是碎瓦破墙。我于夜间由教友引导，越墙脱逃，才得幸免，他们沿着草丛的小路隐伏蛇行；因为恐吓过甚，连陪我同行的，也不认识是谁；而且四处阴森可畏，好像一草一木都是凶兵埋伏。我的心跳得利害，身体也失了平衡，几乎不能支持脚步的迈进，一条短短的小路也好像是很长的途径。经过了这段恐慌的跋涉，好不容易才到另一个乡村。这村的人，都是外教的，这使我更感到难办；恰好在这里有沈道明的妹丈，他虽是外教人，总算是亲戚；所以沈先生临时先把我安插在他的妹丈家里，再作打算。因为那里的人全是外教的，故此我始终不出屋，深恐露出马脚。这样隐居在那里有个把月工夫。
这十几天，我度日如年；后来，因为在那家居住太不安全，教友便又设法把我送回穆阳。藏在一间狭小的密室里，在此我连咳嗽也不敢，一些轻微动作，都非常小心，深恐被外人发觉；最可怜的，这间密室，没有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。为此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；直到今年正月九日（1727年，雍正五年）才离开这个狱牢一般的密室之后，我又在夜间从穆阳暗暗逃到双洋村；那里的教友都已逃避一空，仅剩下一个穷教友冯味增爵在家里，他一见我在危急的情况下，突到他的家里，惊喜交加；便殷勤招待我，慰问我，彼此诉说近来新遭遇的苦境。大家庆幸虽尝够了奔命之苦，好在还未落于仇人之手。当夜念经感谢天主，安歇睡去，准备来日承受更大的困苦
6.苦难中的相会
就在这夜，冯教友突然唤醒我说：「华会长也到了这里」我一听这话，就欢喜得先感谢天主。因为自风波起后，差不多有两个月工夫，没有接到会长的来信；不知道他的下落，很为他担忧。此刻见他进来，几乎不能立时言论出来；因为在风雨飘零中受尽挫折摧残，大家形色枯槁不像原来的面目了。我们在半夜里，还在谈吐着心中的苦情，同时也忧虑其它同伴的安全。
第二天夜里，又有一位神父，弄得全身污秽不堪；因为他怕被人发觉，特意在风雨中漏夜摸索前来。我们见了，都不禁一阵心酸；看见大家在患难中相会，悲喜交集；在谈话间，不觉也泪流满襟。我们想：现在既如此凄惨，不知未来的处境又将如何？相对默默无声，大家沉思苦虑，哀求上主早日止息义怒，给中国教会一点平安！华雅敬会长知道施方济神父等是躲避在溪果村。就写封信差人去探察慰问：我们在双洋村住了些时日，深恐日久会露出风声，就又彼此分散，这次逃难计划是由教友缪雷孟担任，华会长先被他安插到安全的地带；我和马神父去罗家巷，就住在罗公文藻主教的祖宅。过了几天，马神父也离开了，让我一人独居在斗室之内，这报告书就是在这里草成的。敬爱的会长神父！我自去年九月至今，没有举行过一台弥撒，实是因为教难厉害，教友把所有的圣物祭品都藏了起来，因此我长久不能举行祭主之礼。这固然是环境不许，亦何尝不是我罪恶所招致的呢？对于这一节，我异常着急，因为现在与狱魔作殊死战的当儿，正需天上的神粮宝血来充饥解渴呀！
时至今日，教难仍旧是到处横行着；迫得教友们流离失所，神父们的处境更形痛苦万分。真是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「又多次行路，遭遇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由同族来的危险，由外邦人来的危险，城 中来的危险，旷野里的危险，海洋上的危险，假弟兄中的危险；劳碌辛苦，屡不得眠；忍饥受渴，屡不得食；忍受寒冷，赤身裸体；.除了其余的事以外，还有我每日的繁务，对众教会的挂虑。（哥后11：27-28）」。
「敬爱的会长神父！这报告书尚不能周详，我想其它神父已有了报告，不用我来重复了。惟请于接信后，别忘记在患难中的我们！代行祷祭，求主继续助佑我们和所属的教友；增加神力神勇，使能在教难中恒存善志，效法主耶稣受苦受辱，甘为保证信德而牺牲。我们依赖主佑，誓与魔仇作殊死战，直至生命最后的一息！务请代祷是盼…」[1]
7.白多禄神父漳州避难
在前后两次教难中，漳、泉方面的教会，也受相当的蹂躏，白多禄神父自1715年，被派在漳州一带传教。这次风波起时，还在漳州；仍旧隐居在一间小破屋中，深居简出，在那里念经默想和看圣书，白天既不敢见人，只好乘黑夜出来活动，施行圣事，讲道化人，克尽善牧的天职。白多禄神父处在斗室之内，局促不便；这样的苦度，竟是漫长的六年工夫。这种忍耐精神，我们不能不钦佩称羡！
1729年冬，（雍正七年）白多禄神父经过了长期隐居，以为平安无事，就启行到石码镇，准备在那里传教，不料刚到那里就有许多教友前来劝阻，请他不要留在石码；据说：当时又有按察使到漳州、厦门各处查捕传教士，神父千万要离开此地；不然，一旦被发觉，连教友也株连，这时还有些教友流着泪，劝神父先往广东避难，白多禄神父见势不佳，看
